歌連臣角

八九年是非常深刻的一年。首次向異性示愛、交往；離開學校，以及六四。大時代與小故事交織，那個夏天火熱，伴著的還有羅大佑，《愛人同志》。

六四，有些感想，想寫了二十年。近日喪炒股票，不是寫文的好時機，但廿年了，總要寫點甚麼，寫得不好，就日後再改吧。

其實我想說的很簡單：死在廣場上的學生很幸福，非常幸福。能與同道一起為理想而犧牲，是極難得的機會，歷史上沒有多少這種機會。

當整個行動已漸萎靡，隨時不了了之；對廣場上有理想的人而言，這是最好的結局，鎮壓成全了他們，成就了歷史。他們的理想其實是甚麼，已不再重要，誰對誰錯也不再重要，學運、鎮壓是否必要也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那一夜，留守廣場上的人為理想而犧牲，試想他們死前，內心是何感覺？想像不到也很正常，那種光明、壯闊、浪漫、激情、宏偉、高昂，伴著眼淚與希望，若碌碌地生活的我們也能想像到，就不叫幸福了。

更幸福的，是與同道一起犧牲。那一刻，他們的心靈完全交融，打破了「絕對寂寞」—這是我少時自創的名詞，我認為每個人都是絕對寂寞的，因為一切可用交流、溝通方式都不完全，甚至可說粗疏。但心靈直接交流，自然可以打破「絕對寂寞」，不過機會極少。那晚，就是例子。

為理想而犧牲，一起。據說有人們手牽著手，待坦克車輾過—

《後記》
二十年了，看法沒有改變。其他是是非非，無甚想說。不過，當年有一幕：學運領袖吾爾開希不知那裡聽到消息，忽然拿著揚聲筒激動地四處大叫，說快有鎮壓了，你們快走。當然，沒人理會，他更迅即被踢下台。其後數日受訪，說是絕食影響了判斷。但他終究是對了。一個庸人，及後逃走也是正常，幸福不是人人配有。但那一刻的激動倒令人感動。近日報紙重提了此事。另有一篇評論，個人無意見，但值得一看。另，陶傑說得好，要求「平反」是奴才的思想，奴才才在乎主子怎樣看。又，我寫的，小萱請不要引用，以免別人無謂爭論。

《附一》

1989年 5月 22日，北京戒嚴第三天。凌晨 3時半，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宣佈，解放軍坦克及傘兵已進駐北京西郊，民運失敗。他諮詢同學應否結束靜坐，改為以更長遠的方式爭取民主，遭受大多數學生否決。激辯中，吾爾開希不支暈倒，送院救治，他其後被免去北京高校自治聯委會主席一職。軍民對峙的局面日益緊張，當晚三百多名解放軍在距離天安門約 20公里的豐台區，與一千名學生及市民相遇，軍隊動粗毆打學生，軍人以皮帶、鋼盔及磚頭打人，造成三十多平民受傷，包括一名 12歲男童，送院後情況危殆。與此同時，北京不時傳出個別部隊拒絕聽令鎮壓人民的消息。其中奉命入京鎮壓的 38軍，據聞將領拒不受命，軍長徐勤先更稱病避入療養院，結果被軟禁及解除職務。嚴峻的氣氛瀰漫全國，武漢及重慶相繼戒嚴。在武漢市，學生連日在長江大橋上靜坐，當局以每天三萬輛汽車無法通行為理由，宣佈戒嚴。鄰近香港的澳門、深圳及廣州，也有大規模示威，支持北京學生，其中澳門的遊行人數多達五萬。

《附二》

回望天安門廣場
John Delury　美中關係中心副主任

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回憶錄的出版，重新激起了人們對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複雜的歷史遺產的爭論。趙紫陽曾試圖從根本上鏟除中國經濟體制的痼疾，但卻因此最後在軟禁中離開人世。如今，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強大之時，值得我們牢記的是，二十年前的這個六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分崩離析。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活動威脅了這個共產黨國家的存在。這種威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黨內領導的最高層，二是都市群眾。前者是政治局內部因在意識形態上對改革的分歧而出現了分裂；後者是由北京的學生打頭陣，以公開和平的方式反抗當局。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共產黨擺脫了這場危機，團結在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想周圍，並在城市人口中重新獲得了執政的合法性。

中共在全球一體化和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的平台上，沒有了學生的「民主女神」的干擾，但卻給城市居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誠然，整個一九九○年代，中國的城市發展、投資和國民生產總值都加速增長，但是城市的贏家和農村的輸家之間的差距也在加大。當年曾暫時釀起天安門廣場熱血沸騰的激情也從城市退潮而轉向了廣袤的農村。一九八九年示威遊行開始的時候，八萬學生走上北京街頭要求一個更加開放的政府。而到了二○○五年，據報道全國每年有八萬例群體暴動事件──但大部份並非發生在高速發展的沿海城市，更非在精英集中的國立大學。

鄧小平避免黨領導分裂過去的二十年中，下崗工人、失去財產的農民、練習法輪功的人們以及憤怒的西藏人民都舉行過抗議，而城市中沒有出現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那種由學生帶頭的抗議活動。在江澤民和他的繼任胡錦濤執政期間的經濟繁榮，把年輕人的反抗精神引導到做生意和謀求職業成功的方向，而這樣的繁榮成為可能，正是因為在一九八○年代末的學生抗議活動中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保守派的反攻中，鄧小平避免了黨的領導階層的分裂。當示威抗議剛剛開始的時候，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趙紫陽曾試圖利用群眾運動作為進一步推動市場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槓桿。

如果中國也會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的話，那定是趙紫陽莫屬了。對於趙紫陽謀求經濟自由化的魄力，鄧小平是支持的，但由於鄧小平被幾十年來的毛澤東統治，尤其是文革帶來的動亂弄得傷痕纍纍，因此他對政治上的動亂沒法容忍。而趙紫陽對示威者的容忍使政治局分裂。於是鄧小平便把趙紫陽當作向保守派妥協的犧牲品。

保守派在鎮壓之後佔了上風。在這些人眼裏，一九八九年的風暴證明了「改革開放」的結果就是動亂和垮台。鄧小平暫時退隱，讓圍繞在黨元老陳雲身邊的主張計劃經濟的人士放慢市場化腳步，並在後天安門事件時期國際上孤立中國的形勢下韜光養晦。但是，鄧小平後來在著名的一九九二年南巡時，策劃了對反市場經濟的保守派的制約。在快速發展的城市深圳，他在電視攝像機前把手向空中一指，告誡他的政黨：「中國如果不實行社會主義，不實行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水準，那麼無論走甚麼路，都會是死胡同。」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無奈地整肅了改革派之後，他在一九九二年抓住了削弱改革派勢力的機會，把中國的新自由派英雄人物朱鎔基提拔到了中央重新點燃中國經濟的引擎。鄧小平精明地把握住了國家上下人們的情緒：人們準備好了被告知「致富光榮」。

黨的領導層從一九九○年代一直進入到新世紀，沒有偏離鄧小平路線：市場改革的穩定推進，積極介入國際商務，大規模的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以及竭力維護黨的團結。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部隊把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逐出了天安門廣場，而在西方，這個日子被視為國家暴力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的一個悲劇性的例子而被人們記住，它也是中國人民被壓制的對自由民主的渴望的紀念日。

但是，在歷史冰冷的眼裏，一九八九年的民運和其帶來的後果，最終可能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明白了怎樣才能生存：在城市發展基礎上的黨的團結。Hannah Arendt在她的經典研究《論革命》中陰沉地寫道：「無論人類達到怎樣的兄弟之情，都脫胎於同胞殘殺；無論人們組成怎樣的政治團體，都起源於罪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四凌晨沾滿鮮血的天安門廣場，也許是後革命時代中國的誕生地。